为规范商人的交易行为和减少对印第安人的剥削，西班牙王室和殖民地法庭限制可可采购商进入印第安人村庄的逗留时间，有时完全禁止他们进入村庄，但这项措施没有取得有效的结果。

　　到1558年，在一个印第安人村庄就有150家商人贸易署。可可交易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项贸易活动。少数相互关联的商人开始逐渐垄断可可产业，并对可可种植区的印第安人进行敲诈勒索。

　　商人与可可种植园主并非对立关系，商人出现在种植园附近，也方便种植园主可以及时处理收获的可可。乃至到了17世纪，商人进入村庄做交易的活动更为频繁，比如扎波蒂特兰的移民就无视王室的法令，在印第安村庄永久定居。根据王室法令要求，商人不允许定居此地，但负责执行法律的王室官员牵扯到印第安村庄和种植园主之间的经济交易；以及王室本身在颁布法令上的矛盾态度，他们注意到了当地印第安人受到的严苛盘剥，同时，对西班牙官员和商人积累的大量非法的免税财富愈发不满。

　　这两个原因，导致王室法令失去其执行力。西班牙王室开始注意到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在1560年2月4日颁布法令规定：“从松索纳特、索科努斯科或危地马拉出口可可到新西班牙之前必须购买许可证。”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可可贸易的官方化。当时松索纳特和墨西哥之间的走私贸易十分猖獗，西班牙王室必须予以制止。

　　当商人在美洲和新西班牙能够实现经常性官方贸易时，王室可以合理合法地从中分得所得相当部分的财富。在王室授权和立法的允许下，大部分商人可以前往松索纳特以外地区与印第安人、委托监护主和移民进行正常贸易。1576年，西班牙王室询问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殖民当局关于在马萨特佩克尝试设立海关的可行性，规定所有向北部地区交易的可可将征收5%的税，所有企图通过恰帕斯港口逃税的行为在发现后都将受到严惩。

　　为危地马拉印第安人做辩护的墨西哥听证员弗朗西斯科·德·莫拉莱斯曾于1562年和1563年分别向西班牙发送过两份报告，控诉可可商人对印第安人的勒索。因为可可贸易的利润非常高，仅次于金银。他这篇措辞激烈的阐法反映了当时王室规范殖民地可可贸易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他主张可可交易所产生的巨额收入的部分或全部应该归入国库，因委托监护主在自己的监护范围内势力庞大，所以实施这项改革是极为困难的，必须谨慎且秘密地进行。这种贸易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如果拖延将意味着对印第安人会造成更大伤害，造成王室收入更进一步的流失。若国王颁布法令，主要的港口和城镇应逐步从委托监护主手中收回，由王室直接管控。王室也可以适时接管伊扎尔科斯、松索纳特和阿卡胡特拉港口等地区缴纳的贡税。

　　此外，莫拉莱斯的另一个建议是设立出口关税，从而在可可贸易中获利，对每年从阿卡胡特拉运出的5万箱可可征收7.5%的税。同样，王室也可以通过对墨西哥的布匹、服装、奴隶、马匹、骡子和其他在华图尔科装运到阿卡胡特拉的商品征税来获得丰厚收入。

　　随后，大致在官办可可贸易开始逐步走上正轨的同时，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官僚体系进行整顿整肃的行动也逐步呈规模化，并开始逐步采取各种手段将总督过分膨胀的权力收归王室。

　　1563年5月30日，王室下令革除危地马拉总督胡安·努涅斯·德·兰德乔的职务，罚款3万金比索，罪名是他在任职总督期间多次滥用职权。同年底，法院解散了危地马拉法庭，将其划分到邻国管辖范围内。

　　王室以洪都拉斯的城市格拉西亚斯·迪奥斯为界限，大致划分出一条南北分界线，将北部地区包括恰帕斯、索科努斯科和危地马拉的圣萨尔瓦多划归给墨西哥，其余地区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尼科亚和哥斯达黎加部分划给火地岛。审计署被移至巴拿马城，并重新任命危地马拉的总督。通过重新规划行政区域，加强王室对关键区域及主要机构的直接管控，西班牙王室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美洲殖民地内部长期混乱的走私贸易的整顿和规范。

　　随着地理探索的逐渐完善以及航海技术和跨洋贸易的发展，对可可的消费不再局限于中美洲和新西班牙范围内，开始从美洲运往欧洲宗主国。消费的剧增促进可可的种植区域从中美洲向南美洲延伸，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可可产业因此而兴起。

　　可可的交易利润是成本的两倍，报价之高以至于在国际市场商品上占据了仅次于黄金和白银之后第三位。在金银比价下的巨大利润以及消费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中美洲墨西哥、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南美洲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相继开展可可生产，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以可可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地区。

　　17世纪西属美洲西班牙人对可可的消费比上世纪更加普遍。巧克力已经发展成为逸乐消遣和社交沙龙的第一类消费品，融入新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除用于食物消费外，可可也作为美洲西班牙裔新娘出嫁的嫁妆。可可已逐渐成为西属美洲西班牙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其消费市趋于扩大。

　　可可的制作方法不断改良，日趋完善，为殖民者群体广泛接纳，成为一种普遍爱好。在16世纪80年代之前，西班牙殖民者们认为可可难以下咽，可可饮品味道苦涩酸冷，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它却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因为西班牙愈发难以满足新大陆所需的葡萄酒饮品时，“并禁止秘鲁向新西班牙出售葡萄酒”，葡萄酒的贸易情形不容乐观，新西班牙无法获得足够的酒精饮料，这些都可能迫使美洲的西班牙人不得不向可可饮料转移。

　　16世纪末，可可饮品逐渐被美洲的西班牙人所接受。随之而来的，是对可可饮品的跨洲际的广泛接纳和消费。17世纪30年代，已有大量的可可被运送至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到17世纪中叶，巧克力已成为西欧主要城市上层阶级俱乐部的首选饮料。

　　此外，可可消费的流行，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因于巧克力的制作方法的不断改良。并且，美洲当地人群与外来移民的交往日趋密切普遍，许多美洲印第安妇女和西班牙男子成婚，或到移民家庭中服务家务，随着家庭生活的长期联系不断加深密切，饮食文化不断融合，开始流行在可可粉中加热水和蔗糖，调味制作巧克力。印第安人则继续喝可可、玉米、辣椒和胭脂混合的饮料，欧洲人开始尝试加入香草和肉桂等香料调味，还加入蔗糖来增加甜味。

　　可可消费在美洲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卡莱蒂于1594年至1606年环球航行期间，曾经在美洲圣乔纳特逗留。此地位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交界处，是一个主要的可可生产地。卡莱蒂在他的日记中记录当时人们消费巧克力的场景，巧克力已经充斥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每日必需品，有时他们还会做成便于携带的形状，以便在外出时随手可以拿出来冲泡。

　　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教规规定在宗教斋戒日期间禁止饮用巧克力，但在恰帕市的上层欧洲裔女性向主教声称在祈祷时如果不喝一杯热巧克力和喝点糖浆就无法完成祷告。不过也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坚持不享用巧克力，但是可可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教会对能否饮用巧克力一直充斥着争议，一是人们认为可可的液态和固态有着不同的属性，二是本身带有的物质可以刺激神经，和酒精饮料一样，对人体产生相同的作用。

　　巧克力也是监狱生活的消遣逸乐品。从1640年开始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记录的囚犯证词文件中显示，巧克力出现的频率较高，监狱的工作人员外出消费清单上也有巧克力的购买记录。可能，在恐惧、愤怒、痛苦以及被剥夺自由的监狱生活中，在这种极端的生活境遇和恶劣条件下，巧克力带给被关押者些许慰藉与快乐。

　　1643年9月3日，西蒙·瓦涅斯·塞维利亚在第十一次审判会上向审讯官提出与之前相同的请求：他只要求与他的儿子和妻子胡安娜·恩里克兹共度一段时间，1644年4月，在第十二次听证会上，他仍然要求见他的妻子和儿子，但他首先要求是希望能带给他巧克力和蔗糖，因为这是他在狱中唯一的给养。

　　新西班牙的人们把巧克力视为具有特殊意义日子的纪念品和作为重要节日赠送的礼物。宗教裁判所记录阿特丽斯的证词：“1642年10月24日的证词，贝阿特丽斯·恩里克斯回忆起四年前商人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德·阿雷亚诺来到姐姐拉斐拉·恩里克斯的家，安排拉斐拉的女儿安娜·苏亚雷斯和另一位商人胡安·门德斯·德·维亚维西奥萨结婚。订婚是由阿尔瓦雷斯和贝阿特丽斯的母亲以及准新娘的祖母布兰卡·恩里克斯安排的。布兰卡和商人在房间里交谈了很久之后，家里其他女性重新加入婚礼的庆祝中祝贺新人，每个人都在饮用巧克力助兴。

　　玛丽亚·德·里维拉经常为恩里克斯的另一位姐姐胡安娜服务，胡安娜是富商西蒙·瓦兹·塞维利亚的妻子，在1642年10月7日她的证词中提到，一年前在圣日前夕女主人胡安娜将她家里做的浓厚的巧克力和甜食送到里维拉夫人的简陋家中。”1644年玛格丽塔·德·里维拉向审讯者招供，在1642年，女主人布兰卡·恩里克斯逝世的当天商人马蒂亚斯·罗德里格斯·德·奥利维拉为在场的妇女提供从维拉克鲁斯带来的巧克力和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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